以撒谈艺 | 跟不上

文 / 朱以撒
 

 

当代书坛上的展览一直是进行不懈的一种形式，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今日，老的参展者不在了，新的参展者又踊跃继起。每个人接受展览这一形式，或者放弃展览，都有自己的思考。看似不变的展览，实际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特别是形式变了，全然异于既往。上个世纪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出生的书写者，如果没有跟上当年的展览步伐进入中国书法家协会，现在入会的可能性几乎乌有。就像持续年年的高考，让当年七七级、七八级的考生来解今日之高考试题，大抵是搁笔告退。旧日有旧日的形式、内容，异于今日，当时跟不上趟，此时更不必言说，其中最大的原由就是不适应而跟不上，既然不适应，跟不上，也就不必徒费年月。

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活动一直持续着，一直得到众人的参与，看起来没什么变化。但认真审视，在时间的流动下，许多变化正在不知不觉地出现，细节成为主线，形成大变化。因为台上活跃着的不再是早先那些人了，不再是早先那种表现方式了，当然也不再是当时那种审美眼光。这样，注定一些人要适宜，而一些人越来越不适宜。譬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书法爱好者，如何能适应时下的创作形式，他们只是写，至于装饰、拼接、色调调节则陌生之至，更不可能有此兴致。处在何种艺术生活中，笔下只能合于这个时段。胡适有一首《如梦令》很有意思：“天上风吹云破，月照我们两个。问你去年时，为甚闭门深躲？谁躲谁躲？那是去年的我。”只是一年间的流逝，情感上就会有如此大的差距。倘十年二十年过去，人的所思所为作不知会有多大变化。跟上趟的总是少，跟不上的还是多数。一个人跟不上时代，说起来是一种落后，但作为笔墨的私属性，跟不上也不是什么遗憾。

 

朱以撒 书法

 

最适合的进行状态就是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展开。许多人是进不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，就像许多人写了一辈子的文章，画了一辈子的画，唱了一辈子的歌，还是进不了中国作协、美协、音协。这个空间进不了，其他空间敞开着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情调、倾向、笔性的不同，各自表达。在古代无如此庞大的协会时，每个人多向发展，各有各的美感，各呈各的价值，品高品低，气盛气衰，系于个人，绝不会生出一个标准来论高下。就像初唐写艳情诗的上官仪、李义府、长孙无忌、虞世南等人，他们站在自己的官僚立场上，理所当然就擅长这样的艳情文辞，否则就假了。“上官体”也有很多人效仿——这类诗也需要有人去写，它也是这类人的一种真实表达。到了宋人钱惟演、刘筠、杨亿，这些人身为宫廷侍臣，生活豪奢且安乐无虞，笔下的诗也就多华灯、宴酒、鲛盘、蕙帐这些器物和场面，真要写人生苦难艰辛，就为难他们了。主流与非主流是人定的，一个人一诗文，只能是自己生存的写照，像这般诗，“不隔一朝，遽尔湮没”，那也只能说命数如此——既然写不出传世之作，达不到传世的标准，那我手写我心，并无过错。清人叶燮认为：“陶潜多素心之语，李白有遗世之句，杜甫兴‘广厦万间’之愿，苏轼师‘四海昆弟’之言。”什么人就有什么文字，功名之士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，轻浮之子又何能奏敦庞大雅之响。宫体诗，藻丽文，也是一种表达，每个人如此写作即为自然而然，千万不要拿李白、杜甫与之相比。

古代文士的艺文生活，没有一个有如今日的庞大书法组织，就是写自己熟悉的，位高位低，官大官小，各自展开。“清愁自是诗中料”，有清愁就写清愁；“作诗惟宜老与穷”，那么就从老穷抒发开去；“歌舞楼台事可夸”，也就不免撷浮华采膏泽。写自己写得来的，这是最基本的法则。宋人严羽认为：“唐人好诗，多是征戍、迁谪、行旅、离别之作，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。”这类诗也只是有人会写，有人不会写。没办法写如此好诗的，就写自己不好的诗，再把它写好。记得胡适如是说：“达意达得好，表情表得妙，便是文学。”除此，其他就不是重要的了。书法也大抵如此，达己意表己情，没有那么多附加的和考量的，只是持恒地去写，方向正了，功夫到了，也就不枉书写的真实。至于有人问起是否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不是就是不是。